七月的蟬鳴攪得人心煩意亂，我望著陽台上那盆發蔫的綠蘿，耳邊又傳來婆婆的嘆息：「志明今天要搬走了。」廚房里切菜的聲音突然停了，菜刀與砧板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響——我知道，丈夫建軍又在用這種方式表達不滿。

三年前初春，剛離異的志明拖著褪色的行李箱站在我家門口，發白的牛仔褲膝蓋處磨出兩個破洞。建軍搶著接過弟弟的行李時，我聞到了志明身上淡淡的機油味。那時的我絕不會想到，這個靦腆的汽車修理工，會成為我們夫妻爭吵的導火索。

「這個月水電費又漲了二百。」我把賬單拍在餐桌上的力度比平時重了三分。志明正往嘴里扒飯的手頓了頓，泛黃的白T恤領口隨著吞咽動作輕輕顫動。建軍夾起一筷子紅燒肉放進弟弟碗里：「他剛付了爸的理療費。」我望著那碗始終沒動過的紅燒肉，想起上個月在超市撞見志明站在特價米柜前比價的背影。

矛盾在梅雨季徹底爆發。那天我冒雨去給女兒送舞蹈服，回家卻見志明蹲在漏水的洗衣機前，十指沾滿黑色油污。「別浪費錢請維修工了。」

搬家那天暴雨如注。志明只帶走了那個總鎖著的工具箱，卻把軍綠色舊書包忘在儲物間。當建軍從書包夾層抖落出存折時，泛黃的記賬本里飄落一張幼兒園繳費單——存款人每月定期存入2000元，賬戶名赫然寫著我們雙胞胎兒女的名字。

存折最后一頁粘著張字條：「哥，給朵朵和陽陽存的教育金，別告訴嫂子。」建軍突然想起三年來弟弟永遠最后洗澡的秘密，想起他總說「在公司吃過了」的夜晚，想起工具箱里那個用膠帶纏了又纏的舊飯盒。窗外的雨還在下，那張寫著「已繳」的水電費收據，正靜靜躺在記賬本最后一頁。